每一种文学样式的兴起，都具有那个社会、时代的风格。宋代哲理诗的盛行，自然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由于宋诗为理性而理性，常常带上了说教的性质，所以众多篇目读来索然无味，但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味同嚼蜡”，其中也不乏优秀的诗篇和名句。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中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登飞来峰》中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中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你搜寻一下宋代哲理诗，你就会发现无数优秀的诗句给今人提供了一个哲理思辨的宝藏。

宋代哲理诗之所以如此盛行，首先我认为是逼不得已的外部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学史上，唐代以诗歌著称，同时也将诗歌艺术达到了高潮。宋代诗人在唐诗兴盛至最高境界的前提下，难以为继；万分无奈之下，宋人只能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于是变唐诗中的“写景抒情”为“以理入诗”，这是宋代哲理诗兴盛的原因之一。

其次，这也是宋代国势特征决定的。宋相对于唐而言，国势衰微，内外忧患严重，这种颓废衰弱的状况给文人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唐朝几百年的兴盛，他们开辟边疆，士大夫的心理就表现出开放、外向、豪迈的特点；而宋士大夫的心态趋于内向、细腻。在这种情况下，便较少充满信心的外拓追求，而易于转向内省，进行事理的思索。于是就“以议论为诗”、“诗主言理”、“能事益精”。总之，宋诗就十分注重理趣和思维的细密，因此哲理诗也就盛行了。

再者，宋代哲学思想发达，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一派新的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心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 ，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到元 、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除理学外，宋代还有一些儒家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等。在各派别中，无论观点如何分歧，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既试图探索并阐述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变化的道理。这种努力认识世界的思辨精神对宋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诗歌中常透出思辨的思想。

最后，这与宋代文人的心理状态和创作要求也有着某种联系。当时的文人注重理性，注重思辨，这成为了他们的审美标准或审美习惯。那么在这种审美意识的支配下，就自然以哲理思辨的内容展示于诗坛。

宋代的哲理诗主要魅力是在事理的感悟中蕴含情趣，他们或发人深省，或引人沉思，或启迪心智。大凡优秀的哲理诗都能让读者有玩味不尽之效果。《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当然也更看出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席地位。